各位晚上好：
很抱歉占用大家周五晚上这段美好的时光！前几日，我在一个读书群里发了这次读书会的相关信息，一位群友立马回应道，他这里十几个关于读书会的信息，他把信息发给我，我也稍微浏览了下，里面有谈人生的、谈心灵的、谈养生的、谈专业的、谈赚钱的应有尽有，而后我笑着回了这么一句话，你们的读书会很实用啊，我的读书会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我们是纯粹吹牛聊天的，讲好听点是来谈情怀、谈理想、谈家国天下的。
各位不把一周最美好的时光，用在精致生活，用在宴客会友上，而来关注“家国天下”这样的无用话题，这说明大家是这个社会的少数派，不过，在我看来，“无用之用最有用”，看似“无用”的少数派，其实是最有用的！我记得，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资本主义的各行各业的精英都被新教徒所垄断，因为新教徒与生俱来就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工作勤勉、高效，积极上进，这样的人可堪大用。你看，宗教看上去并无什么实际用处，但教徒却是最有用的。各位也是一样，你们对“家国天下”这样的大而无用命题的关注，这说明你们是一群关注水源的人，在你们身上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甚至是正义感。我想，这样的人就像韦伯笔下的新教徒，做事非常踏实，非常讲诚信，待人非常真诚，这样的人特别值得深交。今天我把大家聚集到这里，目的就是“以文会友，友以辅仁”，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朋友。
一、读书的目的以及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各位，今天既然是场读书分享会，我就想先来问问大家，人为什么需要读书？或者说是，读书的目的什么？
（回答略）
以我的理解，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中找一个坐标！
人理解世界必须有一个支点或者称为参照体系，按照参照体系的不同，我界分了四类人：
第一类人：“以己度人”的人。他们理解世界的参照体系就是自己，自己在生活中经历、自以为是的观点、个人喜好等等，这类人不怎么读书，眼界狭隘是近视的，他们常常以自己的喜好和偏见来理解他人，理解这个世界。（例子略）
第二类人：机械参照典范的人。这类人一直努力寻找一种典范来理解世界，这种典范往往来源于书本。比如：有人将荷马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原则和规范作为一种完美典范，并以此来评判其他作品；又如，学习宪法的人往往对美国宪法情有独钟，他们常常将美国宪法作为典范来评判其他国家的宪法。再比如，我在一个读书群里碰到一个群友，这位老兄好像是满腹经纶，和别人争论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你去翻书，某某人已经讲过了！我觉得这类人是迂腐的，他们或许读了一些书，但对书的理解却是是绝对的、机械的，他们已经掉进了书袋子、成了书呆子。
第三类人：明智圆融的人。这类人通过广泛读书和长时间的实践，关于世界的理解时圆融通透的。他们常常是绩优饱学之士，读了很多书，在他们那里，知识是融通的，通过读书建立起了理解世界的较为完美的知识图谱。
第四类人：站在人类塔尖的灵魂式人物。这类人常常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不仅读书，而且还不断思考；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不仅看见当下，还能看见过去和未来。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努力创造一种典范，以思想点燃更多的思想，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这类人少之又少。
不知大家现在是哪类人？不管你现在是第一类人还是第二类人，这无关紧要，我想，“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通过对经典的不断阅读，你必将成为第三类人或者是第四类人。
二、孟德斯鸠的理论与人性的契合
讲到站在人类塔尖的灵魂式人物，我想来讲一个典范，他就是孟德斯鸠。
各位，孟德斯鸠最著名的作品是什么？——对，《论法的精神》，这部带有法兰西浪漫情怀的作品发表于1748年，两年中就印行了22版，非常了不起。孟德斯鸠无疑是伟大的，他的贡献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大致可概括为两项：
一是，他的宪政理论。孟德斯鸠所阐述的三权分立、联邦制，事实上成为《美国宪法》的灵魂，在反映美国立宪精神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孟氏的理论几乎是唯一的权威。
二是，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伸张自由。今天看来，孟德斯鸠还是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在启蒙时代他的反抗专制的思想是相当震撼的。
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原则是恐惧，人们心存恐惧，这个政体就越完善”。古有，因言获罪、论心定罪，各种惨无人道的残酷刑罚，搞得人人自危，来维护专制统治；今有（略）。
关于专制的命运，孟德斯鸠说得非常透彻，他说：“如果它小，它会被外国武力所摧毁，如果它大，它会被自己内部的恶习所摧毁”，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是一句预言，而且基本应验了。
小的国家会被外国武力所摧毁，这很容易理解：萨达姆、卡扎菲、马杜罗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大的被自己恶习所摧毁的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前苏联。
有人认为，专制国家无非是自由少一点，管控多一点，而且加强管控会带来很多好处，到底会有哪些恶习呢？
五个欣欣然于及其悖谬（略）
我想，上述所有的悖谬，其实都是孟德斯鸠所讲的恶习，冲破这些恶习，孟德斯鸠是有信心的，他说，人的天性决定了人会持续不断地反抗专制政府（恶习），冲破恶习，这或许就是历史进展的大势！
三、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化
我们可以看到，孟德斯鸠的学说非常宏大，但他的所有论说最终都没有离开人，离开人的天性。《论法的精神》一书其实就充满了人间烟火，谈习惯、习俗、气候、环境、面相及人的天性对法律和政治的影响，这种人性化的论说方式无疑是启迪人心的。其实，以人为中心，贴近于人进行思考，这是西方人的一种惯常思维方式，不仅是孟德斯鸠，柏拉图、密尔，康德以及罗尔斯等经典作者同样也是如此。我将这种“从人出发，以人为本，与人相近”的思维模式称作人性思维。我想强调的是，人性思维最大限度考虑人的天性、人的需求、人的欲望、人的理想，最大限度地彰显人身上所具有的理性，正是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人性思维，最终使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便于人们理解、掌握和传承的理性化和科学化的特质，这种特质和古典中国是迥然相异的。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看宗教。宗教，东方也有西方也有，但唯独西方的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存在系统化、理性化的教义，这种系统化的教义符合人的思维习性，便于人们领悟。
大学。现代意义专业学科为基础的大学也是出现在西方，波伦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国只有太学（下略）。
史学。中国二十四史，不可谓不宏大，但是没有像古希腊修昔底德那样的方法学。
法律。特别是处理人间烟火的分门别类理性化的私法，是西方特有的现象。中华法律并不是处理人间烟火，而是为了维护礼制秩序，此所谓德主刑辅、出礼入刑、明刑弼教；在中国法制史上，没有完整意义的民法，更没有商法。官有政法，民从私契，刑法隆显、私法阙如！
医学。中医是经验性，中药灵活搭配剂量也不固定的，同样的毛病，每个医生开的药都不一样；西医，基本是个标准化流程，同样的毛病开的药大同小异，与此同时，西药不像中药完全是经验性的，它是以理性化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为基础；
音乐、乐器东西方都有，但西方人会理性地分析音程，从和声角度分析半音和等音，从而发展出了弦乐四重奏为核心的管弦乐队、低音伴奏、记谱系统，交响曲、歌剧。
建筑。尖顶拱门作为装饰东方也有，只有西方人从尖顶拱门发现力学原理，从而发展出哥特式拱顶（分散压力覆盖所有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正是有了人性思维，彰显了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西方的智识才得以全面理性化，这种分门别类、理性化、体系化的智识便于人接受、理解和传承，由此，后人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智识的不断积累、传承和创新，这就带来了思想、制度的更新和科技的进步。相较于西方，我们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种理性和科学的精神，人的智识是模糊的、零散的、经验性的，这种模糊的、零散的、经验性的智识很难被人理解和掌握，也很难传承，由此，几千年来的思想、制度和科技，乃至各行各业只能在言传身教、口耳相传中缓慢爬行！
大家可能要问了，中国人为何会缺乏理性和科学的精神？我想，这与中国人的人性思维的天然匮乏不无关联，中国人的思维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道为中心，不是从人出发来探索大的道理，而是用大的道理去约束人，强调的是道对人的约束和人对道的服从。一个从小到大，从人出发来探索真理，而一个从大到小，用想象的大道来约束小的人，这恐怕就是中西思维差异的本质之所在。这样讲其实还有点抽象，我想举几个身边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们看到，中国人写邮寄地址，都是从大的地方写到小的地方，而西方人则是从小的地方写到大的地方，一个从大到小，一个从小到大。
我们还看到。中国人姓在名前，而西方人姓在名后，名是属于自己的，姓是属于家族的，同样是一个从大到小，一个从小到大。
我们再来看看学术作品。中国人写的学术作品喜欢先下一个定义，然后再层层解析，通过举例说明定义的正确性；而西方人写的学术作品一般会从一个与人最近的、最容易理解的基本点开始，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最后才得出类似于定义那样的暂时性的答案，不过这个答案还不是真理，它是开放的，接受各方面的质疑，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你看，是不是一个从大到小，另一个从小到大？
最后我们来看看教育。中国式教育是怎样一种景象呢？我能想象得到的就是，一位高高在上的老师在教导一群毕恭毕敬的学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所谓传道，就是传先人之道，这种道是不容质疑的，对于先在的东西我们秉持一种“仰止”的心态，不会去批评、质疑；所谓解惑就是对道的理解，向老师虚心请教，这事实上是一种灌输式的服从。西方的教育理念与中国完全不同，教育的英文是educate，由前缀e-（向外、出来）加词根duc-（引导）及动词后缀-ate或动名词后缀-ation构成，字面意思就是“将学生的天资引导出来”，不是向小的人灌输大的道理，而是以小的人为中心，把人的天资发掘出来，让其去探索大道。你看，是不是一个从大到小，另一个是从小到大呢？
四、古代中国道统思想的发展
从地址、到姓名、到研究学术的方式、再到教育，这些具体的实例中，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中西思维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思维是由小到大，是从自己出发，从人本身出发，从小的命题出发去探究大的道理；而我们思维完全是倒过来的，由大到小，先由大的道理出发，从某种权威出发，小的人要服从大的道理和大的权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受大的道理的统摄，我把这种思维形式称为“道统”。
“道统”思维的特征，就是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道”为中心，“道”是一切的总依据，要统合一切，人服从于道。“道”代表真理，是永恒、是唯一；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切都源于道；“道统”就是要用“道”来统合万方，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所有的一切，最终都要服从于道。不过，统合万方的“道”，并非是从人出发的理性化的道，它是模糊的、玄之又玄的，没有人真正研究过，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你如果能将“道”讲透，它就不是永恒之道了。（西方的自然法跟道统的思维具有本质的区别，自然法并不是虚幻的、不可言说，自然法是从人的天性出发得以演绎的，是人性法、理性法，与不可言说的非理性化的“道”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什么是“道”是道不清、讲不明的，因而道统思维的重心不在于“道”，而在于“统”，道统思维本质上是强调权威与服从的统合性思维。
道统思维对中国传统学说的影响十分深远，事实上，中国的所有传统学说都跳不出“道统”的范畴。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无论怎样争鸣，无论是道家、儒家、墨家还是法家，大家去看看，虽然所秉持的方法和路径不同，但精神实质却是相通的，都是在追求一种统合性的秩序，都带有浓重的“道统”基因，所以有学者说，万变不离其宗，百家的老祖宗均是“道”。
在百家之中，最能代表“道统”“当属儒家，我想讲讲儒家。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定于一尊，孔儒思想于是就成了正统。孔儒思想能在各种学说中胜出，绝非偶然；事实上，在各家思想中，“儒家”的“道统”旨趣最为明显，也最为强烈，儒家推崇的是礼治秩序，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看重的是三纲五常，这些无非是在强调服从——子要服从于父，妻要服从于夫，万民要服从于皇帝，而皇帝呢？从理论上讲，当然还要服从于“天道”，所谓“以德配天”。但是，我们前面讲过，道是虚幻的、玄之又玄的，因而，让皇帝服从于“天道”也是虚幻的，这最多是一种道德上教化，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与此不同的是，万民服从于皇帝是实实在在的，半点也没有含糊，如果谁胆敢冒犯皇帝，十恶不赦、株连九族在等着呢！
“道统”思维与儒家学说结合，最终落实为一套“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这套“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显然是“统合”性的，统合的终点，在名义上讲是虚幻的“道”，而实际上则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古典中国的一切行为、一切思想、一切学说、一切言论、一切宗教都要受皇帝的统辖，最终都要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道统”思维，还使得中国人天然地钦慕于“天下大同”的格局，这种“天下大同”的情怀在西方人是很少见的。西方人的理想可用“文明”两字加以概括，何谓文明？（civilization）,以我理解，文就是人文精神，也就市民、公民、人的精神；明，就是点亮、照亮，文明指的就是人文精神照亮天下，所以文明本质上就是人的理想。那么，“天下大同”指的又是什么呢？我想，实际上讲的就是最大限度的大一统，即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用同一标准的“道”来统领制度、文化、思想和心灵。
中国人不仅将“天下大同”视为一种理想，而且还付诸了实践。古典中国的家国天下，表现为类似于同心圆的“差序结构”（费孝通），在这个同心圆结构中，中原王朝是这个天下的中心，以其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这样，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就可分为这么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主要是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笼络钳制）、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暹罗（泰国）、琉球等；这些也是中原帝国的华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尚未开化的化外之地，我们常常嗤之为蛮夷。在这样一个“大同世界”里，中原王朝是天下中心，也是天下的模范。
在古典中国，人们对“天下大同”表现出了强烈的理念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一方面，相较于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中央帝国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它不仅实现了文化心理的统一，而且通过家国一体的礼乐制度，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泰民安。正是有了这种优越性，和这份自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是相对开放的，展现出无所不包的汉唐气魄；另一方面，哪怕是中央帝国不敌北方蛮族的铁蹄，但在文化上还是最终战胜了蛮族。不管是早先的五胡，后来的蒙古人，还是再后来的满人，最终都被儒家伦理及“家国一体”的礼乐典章制度所同化，这些北方蛮族，最后不得不服从于中原的伦理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自身的合法性塑造，得到人们的正统性认同。
在周边未开化的野蛮时代，道统思维确实一度给我们带来了辉煌，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道统”是以“道”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对“道”的服从，道统思维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远离人，远离了人的天性、本质、实存和理想。除此之外，道统思维还是专制的天然盟友，道统思维一旦与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性就没有了任何得以成长发育的土壤，社会就会陷入到一个积重难返的困境之中。在历史上，我们已经尝到了“道统”与专制结合，被专制利用的苦头。
我们看到，与专制相结合的道统思维，最终泯灭了人性。一方面，强制性地推行礼制秩序，约束了人对自由的欲望，最终使和乐融融的礼成了会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让人一体化地服从孔孟道德学说，严重压制了人的理性和思想，思想越统越死，越统越僵化，越统越没有生气，本应该是思想精英的读书人，最终却沦为只会听命于皇帝指令的奴才。思想精英一旦沦为奴才，这个社会基本就没救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前来讨教救国良方的大清官员讲了这么一句话，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中国乃人才济济之地，并不缺少人才，但贵国乃专制之地，不论天才、地才，一遇专制，俱为道奴才，改变要从打破专制开始，否则再多的人才，再好的技术也无济于事。”
——伊藤博文
我们还看到，与专制相结合的道思维，使得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陷入周而复始的无限循环之中。我们看到，中国历史有的是王朝周而复始的更迭，而显有制度和思想的实质性更新。不管是哪家皇朝，实行的皆是秦政，而最终的结果都跳不出秦政的厄运；而且越到后来，秦政的色彩还越来越浓烈。
相较于中国历史的无限循环，西方的历史总体上是螺旋式上升的。一方面，西方历史上的专制力量不如中国强大，大一统的天下格局也从未形成，以教皇为代表的神圣教权和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王权，总是进行或明或暗的相斗，双方势力相当，谁也没有真正制服过谁，两强相争确实会带来社会的动荡，但这又为人性思考及人的自由留下了一扇天窗；另一方面，我常常惊诧于这样一种事实：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较于大自然人总是渺小的，强调对天及所谓道的敬畏这在古代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我们的圣人孔子，才会去苦苦追索被遗忘的“圣王之道”，强调“克己复礼”，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西方的先哲苏格拉底则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呼喊，他从人本身出发，探索真理。我真不知道，在那个时代，这种觉醒的力量来自何方？这或许是上帝的庇佑和西方人的基因所致吧！来自古希腊的人性之光，犹如西方人与生俱来的基因，哪怕在最黑暗的专制时代，还是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一旦条件成熟，就会生根成长。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革命，以及再后来的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其实都是人性思维所结出的果实。
四、近代中国人性思维发展与未来
人性思维带来了西方的文明进步，相反，道统思维则使中国越发愚昧落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精良制度，清末的知识精英们已不再具有先人们的理念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性，于是他们开始了关于思维、思想和制度转型的漫长探索。由于传统的“道统”思维过于强烈，所以转型的过程曲曲折折，时间很长、代价也很大；如果从1906年的清末仿行立宪算起，这种转型已历经百十余年，不过，今天应该可以说是临门一脚的最后时刻了，我有这样一种信心，我们的思维、思想和制度的转型必能完成，而且很快就会完成！我之所以有这样一种信心。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理性火种及科学精神，在今天得到了发扬光大，我们的各行各业已经充分理性化，我们有学科门类齐备的大学、理性化的法律、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理性和科学的发达，必然昭示人性思维的成熟；
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突飞猛进，人的自由空间应该是越来越大，市场与自由的结合，必然为人性思维的进一步成长提供有益的土壤；
三、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达，使得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各种信息和思想，人性思维是最贴近于人的，也是最能说服人心的，因而，在各种思想的竞争中，必定会占据主流。
或许各位对转型的最终完成还心存疑虑，因为时至今日，要想大声讲点人话确实还有点艰难！最近的例子（略）。面对这种局势，大家千万要有这样一种觉悟：朝向人性的转型是历史的大势，这种大势谁也无法违抗。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珍惜自己的羽毛，多讲人话、讲真话，我想，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坚持讲人话、讲真话，我们的社会必将会有一个灿烂美好的明天！
讲到这里好像只是开了个头，还没有进入正题，不过留点悬念也好的，下次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来聊聊人性的实质性内容以及宪法的人性根基。
接下来还有一些时间，大家还可以就这个话题做自由交流或提问！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并作稍许删减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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